冯氏之说,在当时学界影响颇大。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概述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就引证了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说,并对其释古的理论和实践发表了自己的评论[5]。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基本接受了“释古”说,认为“历史家之任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以为概括之解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6]。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史学界和哲学界在反思疑古学说和评价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时,都注意到并较高地评价了冯友兰的释古说[7]。这些评价,第一,认同了冯友兰的“释古”理论,认为冯友兰提出的“释古”说是对“信古”说和“疑古”说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时代”的滥觞;第二,肯定了冯友兰的“释古”实践,认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处理,是其“释古”方法运用的典范,代表了“合的阶段”;第三,将冯友兰的“释古”说上溯至王国维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其他导师,甚至认定“释古”是清华学派治学的特……
预览阅读已结束,若您需要写相关文章,请扫码联系老师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