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演进

一史学界倾向于认为康、梁维新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论著直接肯定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①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康、梁维新派是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处于从封建科举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状态之中。公车上书之前，中国确已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容闳。70年代由清政府派出国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思想观念与广大接受科举教育的士子也有相当差异，例如严复。但他们都是清政府指定派出的，与科举没有关系，不代表科举知识分子的自发分化。公车上书所开始集结起来的当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批从士子中蜕变出来的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他们之所以这时候蜕变出来，有两个基本原因：（一）科举制度的危机；（二）民族矛盾的催化。
　　清代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又兼具教育制度的功能。到戊戌时期，这个制度业已全面腐败，其深刻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科举出路与知识分子功名意识的矛盾。功名意识是科举下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康有为说“窃计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其额至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②梁启超等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关，……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徧播谣言，几被欧击。”③维新派变革科举的企图遭到了广大士子的激烈反对。尽管人人热衷于读书做官，科举出路却很窄。有人统计清代总督、巡抚一级高层官吏2748人中，有1031人出身进士，781名侍郎中，58.51%出身进士。④清代功名名额有限，尤以进士为难。从顺治3年到光绪30年258年中计开科考118科，取进士26692名，平均每科不足240名。⑤另一方面清末教育却有较大发展。除了各省州府县学而外，“大小书院则达千数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