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需要加强官民合作

成熟的公共意识有两点最重要。一个是对公共边界的认知，另一个则是对公共行动程序化重要性的认知。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又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这种说法贬低了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和中国人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能力。因为历史和基本制度的差异，各民族人民公共意识的强弱，和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能力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在较长的历史跨度中并不很重要。
　　公共意识的核心并不是人们对公正与否的是非判断。不能以为一个民族会长期缺失公共领域的是非判断的能力，否则无法解释这个民族何以能够生存繁衍。即使一个民族在“羊群效应”之下去集体作恶，也不能说人们在心里丢掉了基本的是非判断。
　　成熟的公共意识有两点最重要。一个是对公共边界的认知，另一个则是对公共行动程序化重要性的认知。如果对公共边界的认知很糊涂，就要发生私人权利被过度侵犯的问题；如果以为不论什么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干预公共事务，或者以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凭借暴力就可以独占公共资源、随意操纵公共事务，这个群体或民族就会有大麻烦。
　　近日有媒体披露，山东某村有6位60岁以上的老人，悬赏数百万人民币延聘“清官”。尽管这种做法有炒作的意思，对解决问题的意义不是太大，但这几位老人关心公共事务的意识殊可褒奖，他们想继续借助体制内的力量(以官治官)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多少表明他们在潜意识里愿意将一个小社区里的公共行为秩序化。近日，河南南阳一位青年要求当地很多政府部门披露自己关心的信息，也是在体制内寻求公共信息披露规范化的努力。
　　学界说起公共意识，常常过多关注民间相关因素的变化。其实，政府及其相关系统的公共意识变化也很值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变化也应得到肯定。
　　8月初，我到黑龙江某个村庄做调查时，遇到一件小事情，很受感动。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郭先生说……